被政治大手“操控”的阿根廷足球

在阿根廷国内，足球毫无疑问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第一运动，这倒与其他南美洲邻国毫无差别。然而，阿根廷足球又是极为特殊的，因为从其发展初期开始，它就一直与阿根廷国内的政治势力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即便在世界赛场上，这段“不寻常的婚姻”也依然发挥出了极大的影响力(或者说是破坏力)。

足球运动，无论你赞同与否，它都已经成为了一种“延伸的政治”。它被视为政治体系内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里，体育事件最终演变成为政治事件的例子可谓是数不胜数。阿根廷足球的近代发展史，几乎就等同于一部“政治足球”历史——其中经典章节就包括：上世纪40年代开始出现的庇隆主义、军政独裁统治下的1978年世界杯、马岛战争后的阿根廷足球……

胡安-庇隆总统执政时期，政治对于足球的干预程度也达到了第一个巅峰。庇隆极力倡导阿根廷应该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任期内曾大力修建体育基础设施，而足球自然就成为了优先考虑的重点。在进行政治宣传的过程中，庇隆渴望自己始终能保持着一个积极、正面的形象，积极支持足球运动的发展则会助其获得更多额外的加分。

在阿根廷历史中，胡安-庇隆算是一位争议政治家，曾在1951年被政变者赶下了台

在博卡青年球迷的阵营中，庇隆始终都是一个备受爱戴的“大人物”。球迷们经常会高呼：“博卡，庇隆，一个心脏！”作为阿根廷最有权势的人，庇隆看到了体育在激发民族自豪感、促进国家团结等方面具备的重大价值。因此，他的政党总会适时地当众亮出诸如“庇隆，头号运动员”、“庇隆促进了体育”等标语，并刻意为其打造出了一个铁杆球迷的形象。

庇隆非常精明，他看到了足球运动的“政治属性”，并将其不断放大、加以利用。在其当政时期，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球赛上座率一直排名历史第一。一个个爆满的球场于是就变成了庇隆最佳的政治宣传舞台。

让自己的力量渗透进了足球运动之后，庇隆转身又开始寻求对于媒体的控制。为了深入宣传自己倡导的民粹主义，他授意让新诞生的《世界体育》(Mundo Deportivo)取代了阿根廷国内第一体育杂志《体育图片》(El Gr f co)的地位，因为他觉得《体育图片》“对自己的赞颂力度不够”。而新杂志的做法则不同，完全变成了庇隆的“传声筒”。在文章中，阿根廷这个国家经常会被描述成“一支运动队”，而执政者也希望整个国家也能保持团队、具备团队精神、崇尚民族主义。

既然在庇隆主义盛行的那段时期，足球运动始终拥有崇高的地位，但为何阿根廷国家队却没有参加1949年的美洲杯以及1950年的世界杯呢？原因很简单：既然国家队已经如此神圣了，他就绝不敢冒险让这支球队遭遇失败的沉重打击，否则那将变成一场全国性的灾难。而相对于国家队，其实俱乐部才是更适合庇隆开展“政治足球”运动的媒介。

庇隆手下的财政部长拉蒙-塞雷霍就曾通过自己的职权，让自己变成了一位深受俱乐部球迷爱戴的“恩公”。塞雷霍支持的球队是竞技，因此他曾多次为这家俱乐部提供无息贷款，帮助竞技队在球星争夺战中始终处于先机。而竞技俱乐部也讨巧地将其任命为了俱乐部的形象大使。从1949-1951年期间，竞技俱乐部在阿根廷联赛中也顺利取得了三连冠的辉煌成绩。

魏地拉将军当政时期，阿根廷实施了严酷的军管统治，不计其数的反对者曾“人间蒸发”

如果说“庇隆主义”时期的阿根廷，已经对外证明了：足球与政治能够相互产生影响的话；那么在“后庇隆时代”，足球与政治则开始重叠在了一起。掌控国家政权的阿根廷军政府，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将军，不仅延续了庇隆政府将足球当做一种政治工具的做法，而且还将1978年在阿根廷本土举办的那届世界杯，变成了一次绝佳的政治宣传平台。趁着金融危机给阿根廷带来的乱局，1976年3月以魏地拉为首的一批军官发动了政变，并顺势成为了国家的掌权者。而阿根廷军政府，也成为了对足球运动实施“最野蛮干涉”的集中代表。

魏地拉利用1978年世界杯，转移了外界对于阿根廷实施“肮脏战争”(军队或秘密警察采取绑架、酷刑、暗杀等手段迫害民众)的关注，并希望利用足球场上传来的捷报来改变国内不稳定的政治状态。结果阿根廷国家队依靠马里奥-肯佩斯的进球，如愿赢得了世界杯，一股国家自豪感的烈火也顺势燃起。然而这届世界杯的公正性却遭受到了强烈的质疑，坊间有不少传闻都说“这届世界杯遭受到了阿根廷军政府的操控”。

正是在1978年世界杯开幕之前，魏地拉军政府的专制统治嚣张到了极点。他们清除了所有反对政党、控制了国家媒体。趁着百万国民守候在电视机前观看世界杯的时候，有数以千计的政治运动家遭到了绑架、虐待和谋杀。不客气地说，世界杯完全变成了魏地拉统治下的“一块遮羞布”。

魏地拉独裁政权究竟对于足球实施了什么样的影响？相关的各种争论都一直存在。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拿阿根廷对阵秘鲁这场比赛作为最主要的例子。阿根廷在必须净胜对手4球的情况下才能挤掉巴西，晋级决赛与荷兰交锋，结果阿根廷取得了一场6-0的大胜。这场比赛的结果，却存在政治力量插手的强烈嫌疑。坊间传闻说：赛前魏地拉曾与时任秘鲁总统莫拉雷斯-贝穆德斯完成了一笔政治交易。阿根廷可以在比赛中轻松取胜，作为回报，魏地拉则会答应将一批秘鲁政治犯带到阿根廷，并确保他们“从人间蒸发”。

1978年的那支秘鲁国家队具备着不俗的竞争力，技术和力量俱佳，其领军球星何塞-贝拉斯克斯也被视为那届世界杯最闪耀的球星之一。对阵阿根廷的比赛仅仅踢了一半，秘鲁就以0-2落后于对手，正当大家相信贝拉斯克斯将在下半场带领着秘鲁实施反击、争取晋级决赛的时候，他们的头号球星却因遭受到神秘政治压力而被替换了。数年后接受采访时，贝拉斯克斯也坦言“秘鲁人被告知，他们必须要输掉这场比赛。”为了确保阿根廷能够取得大胜，秘鲁随后还撤换了队长埃克托-库比塔斯。他也表示：“有些事情发生了……我们的球队开始换人。我在下半场开始仅仅10分钟后就被替换下场了——我们当时正处于两球落后的劣势，完全没有理由把我撤换啊！我是这支球队重要的一员。这么做，其他人会怎么想？”

阿根廷在1978年世界杯6-0大胜秘鲁的比赛，存在许多明显的“假球嫌疑”

赛前，魏地拉还曾假惺惺地造访了秘鲁队的客队更衣室，这也更增添了两队携手踢了一场假球的嫌疑。而关于这场比赛的另一个流行故事则是：0-6的比分结果确定后，阿根廷为了报答秘鲁而无偿为该国提供了大量的免费粮食。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已经很难进行考证了，但魏地拉及其军政府对那届世界杯实施了重大的影响，这已经成为了足球世界里一个“公开的秘密”。而这也再次证明了阿根廷足球与政府之间存在的“异常紧密关系”。

这场6-0的大胜是在河床俱乐部主场——纪念碑球场内进行的，臭名昭著的海军机械学校就与其相隔不到1英里。在那里遭受过阿根廷军政当局虐杀的政治犯总人数，据说已经超过了5000名。因参与政治运动而遭到逮捕的阿根廷人，通通被政府宣告为“失踪”，从此杳无音信。

借助本土举办的世界杯，魏地拉则在努力粉饰太平，他将那些关于残酷的新闻报道称为是“反阿根廷的阴谋”。世界杯进行期间，他甚至邀请了美国著名的政治人物亨利-基辛格前往阿根廷进行实地考察。每场有阿根廷参与的比赛，魏地拉都会出现在看台上，接受观众山呼海啸般的欢呼；然而在阴暗的角落里，他的军官们却在用最残忍的方式“处理”着政治犯。

纪念碑球场1000米开外，就是人类历史上用于维护独裁统治的最大虐杀中心之一，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强烈的讽刺。在海军机械学校，在其最疯狂的时刻，有人曾看到这里有多达4000名囚犯。而它也只是阿根廷黑暗时期的代表建筑之一，当时在阿根廷全国各地约有340个类似的虐杀机构。在球场上爆发出欢快喝彩声的同时，在其不远处却只有一声声绝望的哀嚎……

多年以后，那批阿根廷冠军队的球员们也曾因为亲身参与了“1978年世界杯政治事件”而深感遗憾。

球队的中场球员里基-维拉就承认：“很明显，我们被政治利用了”。而球队的前锋利奥波多-卢克也表示：“从现在获得的消息来看，我已经无法认同这是一次值得骄傲的胜利了。但我当时却是一无所知的，我们大部分队友也都不知情。我们当时只是在踢球。”

从各个角度来看，1978年世界杯都让魏地拉成为了胜利者。通过国家队球员的英勇发挥，他让阿根廷民众逐渐忘记了恶劣的经济状况和军政府实施的高压统治，甚至让他们产生了一种“阿根廷已经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的幻觉。

但大部分足球与政治的“联姻”，却往往无法得到一个喜剧结局，魏地拉也不例外。他与秘鲁当局暗中进行的黑色交易、他对于足球运动实施的干预，都将永久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届世界杯的“胜利”，甚至还会给亲身经历的球员们——维拉、肯佩斯、卢克和丹尼尔-帕萨雷拉带来终身的负面影响，因为众人不再会相信这场史诗般的胜利是凭真本事所取得的，确切地说，世界杯是通过“外力”拿到的。

由于1978年的世界杯夺冠经历拥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使得阿根廷国民更迷恋1986年的冠军队

正因为遭受了过度的政治干预，1978年世界杯冠军队成员在阿根廷国内的美誉度也始终赶不上1986年那支由马拉多纳所领军的经典球队。

成功夺取了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的桂冠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已经变得人满为患，所有人都在热情地赞美“阿根廷的好儿子”迭戈-马拉多纳。马拉多纳恰恰是1978年那届世界杯的“落榜生”，而阿根廷民众也迫不及待地要用这场胜利取代8年前的那场闹剧。

与魏地拉的同时形成气候的还有遍布阿根廷的极端球迷组织。历史证明，暴力球迷组织的发展始终都是无法摆脱政治势力影响的。其中的核心组织，现在甚至已经取得了阿根廷足球的部分控制权。最初的极端球迷组织出现于上世纪50年代，此后开始迅速“生根发芽”。1958年发生的“河床球迷阿尔贝托-林克遇刺事件”被普遍视为这些组织发展过程中的一道重要分水岭，此前的极端团体曾被公众当做一群组织松散的乌合之众……

随着极端组织的日益壮大，阿根廷足球俱乐部的管理者们也改变了经营策略，他们开始掏钱雇佣这些足球流氓来“维持看台秩序”。而那些不听从足球流氓摆布的观众，则在看台上失去了自己的立足之地。前博卡青年前锋赫尔豪-里纳尔迪的经历就最具代表性，有一次因为自己拒绝给博卡青年极端球迷组织La Doce面子，没有在他们组织的宴会上亮相，他日后的生活就完全变成了噩梦。球员回忆道：“从此之后，每当我踏进自家主场，从极端球迷聚集的看台上就会传来铺天盖地的咒骂之声。我仿佛成为了他们最憎恨的敌人，而不是他们挚爱俱乐部中的一员。”

直至今日，这些球迷依然拥有主、客场免费看球的特权。规模稍大一点的极端球迷组织甚至还会通过兜售非俱乐部授权的纪念品、收取停车费、卖黄牛票来赚钱。这群极端球迷貌似是俱乐部最铁杆的拥趸，但事实证明他们只是“政治下的产物”。再一次，阿根廷足球与政治紧密地融为了一体。

保证极端球迷组织能够存在、甚至盈利的核心要素有4个：国家政府、阿根廷足协、俱乐部和球迷。而能令他们横行于市的最重要原因还在于：球迷群体、政客和俱乐部官员们，都拥有自己的暴力、恐吓需求。如果这些极端球迷组织“政治正确”，能够给予俱乐部领导人足够的支持，他们甚至还会得到警方的包庇。作为阿根廷足坛势力最大的四家俱乐部，博卡、河床、竞技以及圣洛伦索，他们都成立了拥护俱乐部现任主席的“禁卫军”。

足球是“庇隆主义”时期的治国工具；是魏地拉将军军事统治时期的政治交易筹码；还是阿根廷各大俱乐部实施内斗的武器……可以说，足球不仅亲眼见证了阿根廷近代历史中所有的动荡政治事件，更成为了阿根廷历史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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